胡  帆
(作者系九江市政协常委、九三学社九江市委会副主委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宣传部长)

    “五四运动”九十周年前夕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来到了红楼，追寻那场历史风云的轨迹。

    敬立在红楼边的五四纪念碑前，燃烧的阳光下最耀眼的是一柱火炬。红楼之于五四，五四之于中国，是谁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炬？

    仰望红楼，循着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等先辈的足迹，重现那风云激荡的历史，总让人热血沸腾！

    回望历史，恍如戏台，我们常常惊叹：一个人物、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记忆，往往聚焦在某个节点——

    时间：1919、5、4

    地点：红楼

    人物：许德珩

    ——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许德珩，这位从红楼走出的热血青年，一生似乎都与数字有缘，他是“五四运动”学生领袖，是“九三学社”创始人……

    A、五四青年，学生领袖。

    红楼造就了许德珩，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与科学的起点，在红楼。

    红楼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（今五四大街）29号，在故宫东北角，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，因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，红瓦铺顶，故名。当初的建筑者肯定没有意识到，从建成起，红色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调，一批批仁人志士从红楼走出，投身革命。

    浪迹萍踪，1946年10月30日，饱经离乱之苦的许德珩携子女从重庆飞抵北平，北京大学把许德珩的宿舍安排在革命先驱李大钊(字守常)当年的红楼办公室。物是人非，满目疮痍，许德珩感概万千：

    回想当年事，深忆李守常。
    朝夕常相聚，无事不商量。
    我今独居此，感概倍凄凉。
    图书无一册，变化实难忘。

    据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回忆：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，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，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，听他介绍新的思想。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，探讨中国的出路，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。”红楼一楼东南隅有两间向东的屋子，即当年李大钊办公的地方。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，在此引导许德珩等进步学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，指导《国民》、《新潮》等进步杂志的编辑工作。

    1919年5月2日下午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，将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，透露给《国民》杂志主编许德珩，许立即约集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商讨对策。高工学生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，愤怒的代表们决定以《国民》杂志社的名义发出通告，召开全校学生大会，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。

    5月3日（星期六）晚7时，北大学生及十几所学校代表一千多人，在北京大学北河沿法科礼堂集会。大会推举廖书仓为主席，黄日葵、孟寿椿记录，许德珩起草宣言。法科学生谢绍敏慷慨疾呼，当即撕下衣襟，咬破中指，血书“还我青岛”，会场气氛苍凉而悲壮。经蔡元培校长批准，许德珩领了一刀纸写宣言，宣言写好后，因为夜深买不到布，许又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写标语，一直忙到天亮。

    5月4日一早，北京各校学生开始向天安门进发，北大学生因在红楼出发时受阻，中午才赶到。金水桥头，谢绍敏的血书“还我青岛”，高高地悬挂着，最醒目的是一副对联：“卖国求荣，早知曹瞒（曹操）遗种碑无字；倾心媚国，不期章悖（宋朝奸巨蔡京举荐人）余孽死有头”，落款为“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、章宗祥遗臭千古”。学生队伍正集合时，大批军警赶来，企图武力驱散，学生们怒不可遏，高呼“打倒卖国贼”的口号，准备搏斗，军警见势不妙，溜走了。于是大会开始，各校代表纷纷演讲。 “山东亡，是中国亡矣!我国同胞处其大地，有此山河，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、压迫我、奴隶我、牛马我，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?”。—— 大会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《宣言》。

    演讲完毕，游行开始，到达赵家楼时，已是下午两点多钟，胡同口已被军警封住，无法进去。原来，这天中午爱国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时，总统徐世昌却在设宴为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，曹汝霖、陆宗舆与总理钱能训亦应邀赴会。学生游行消息传来后，有人劝曹汝霖不要回家，他认为学生赤手空拳不难对付，就与章宗祥一起回到赵家楼，警察总监吴炳湘加派了二百名警察守卫，随后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也来了。许德珩等学生领袖开始对军警讲道理，挤进胡同，并用三、四个学生包围一个军警，使他们的枪不能用。可曹汝霖的住宅不仅有军警，且重门紧闭，无法进去。这时，高师的匡日休等二个高个同学，站在窗口下，许德珩等踩着他们肩膀跳窗而入，将门打开，学生们蜂涌如潮。曹汝霖慌忙躲入夹在他老婆与女儿二间卧室中的厢子间，章宗祥跟佣人躲入地下锅炉房。学生们冲进曹宅，要找卖国贼论理，找遍了不见踪影，极为愤怒，涌入车库将汽车捣毁，取了几筒汽油，并将四合院内北边的地毯揭起，叠在方桌上，扯下蚊帐引火，划上火柴，顿时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待到警察总监率大批军警赶到，大多数学生已在大火中撤离。正在维持秩序的许德珩与易克嶷等32位同学被军警野蛮拘捕入狱。悲愤中，许德珩在狱中口占五古一首以自励：

    为雪心头恨，而今作楚囚。
    被拘三十二，无一怕杀头。
    痛殴卖国贼，火烧赵家楼。
    锄奸不惜死，救国自千秋。
 
    在北京大学蔡元培、北京高师陈宝泉等七位大学校长奔走保释下，5月7日，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。蔡元培和北大全体学生，在沙滩红楼广场，迎接释放归来的学生（图3）。广场放了五张方桌，被释放的学生分乘三辆小汽车，每辆车都装满了人，到广场后，全部站在方桌上，彼此相见，激动不已，哽咽着，想说又不知说什么…… 

    许德珩等32人虽被释放，但学校四周仍然军警密布，京师警察厅与京师地方检察厅档案中，几乎都把许德珩列为首犯，为扩大声势和避免再次入狱，许德珩等跳墙而出，化装南下，到达上海。从此，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平转移到了上海。

    B、九三领袖，民主先驱。

    十几年后，留学归国的许德珩受聘于母校，也许正是因为当年“五四运动”学生领袖的声威仍然让人畏惧，国民党当局将许德珩作为“蛊动各校罢课风潮的共党首要”逮捕。其实，因为历史原因，许德珩一直到1979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中国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，许德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：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虽然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，却始终是一个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革命者。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，许德珩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。

    1935年，“一二．九”学生运动爆发，北平十五所大学上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。许德珩夫妇始终与学生们在一起，寒冬腊月，滴水成冰，他们的衣服被敌人的水龙头冲湿后，冻得冰铁一般，硬梆梆的。这天晚上，清华大学约请许先生讲演，他们夫妇又毅然前往。

    1944年底，日寇进攻大西南，为了探讨民主与抗战问题，许德珩夫妇发起联络，以聚餐的形式，组织了“民主与科学座谈会”。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８月28日，毛泽东主席飞抵重庆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。９月中旬，一天上午，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，约许、劳夫妇吃饭。八点出发，九点到达。一见面，毛泽东就拉着他们夫妻的手，谈北大，谈新民学会，原来，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当过图书管理员，在北大时与许德珩常见面，劳君展是新民学会骨干之一，毛泽东与她早就相识。许德珩向他汇报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后，毛泽东认为极有价值，鼓励他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。1945年９月３日，日本向盟国签定降书，为纪念世界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，许德珩夫妇与朋友们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庆祝大会，并决定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名，1946年５月４日，九三学社成立。

    抗战时期，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召开时，远在新加坡的参政员陈嘉庚拍来“电报提案”，这个提案仅十一个字：“官吏谈和者以汉奸论罪”。大会主席汪精卫是个主和的投降派，很怕有人签字支持陈嘉庚，因为，按规定，要有十二人签字的提案才有效，作为参政员，许德珩率先签字，不几分钟，签字的参政员达二十多人，一年后，汪精卫公开叛变，许先生在第四次参政大会上又提了追拿汪逆法办的提案。

    1947年5月15日，南京中央大学、音院、剧专4000多名学生联合举行反饥饿大游行，向蒋介石政府请愿。5月20日，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。会前，许德珩发起联署提交了《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》。会场外，来自京、沪、苏、杭各市的6000余名学生举行联合大游行，数百名学生遭到殴打，这就是著名的“5•20血案”。正在参加参政会的许德珩闻讯立即从国大会堂赶到中山路现场。目睹学生被殴的惨状，他十分气愤。据次日出版的《文汇报》报道：“学生游行发生惨案时，许参政员德珩曾亲往慰问，立于街头学生行列。渠目睹惨状，泣不成声，并疾赴国大会堂向邵力子交涉，请迅即设法打破僵持之局面。” 

    1948年3月，北京大学发生学潮时，国民党青年军在红楼对面架起机枪，并开来铁甲车准备镇压。此时，正在家养病的许德珩得知后，马上抱病赶来向学生发表讲演，鼓励学生起来革命，激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。在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的雄壮歌声中，学生们簇拥在他周围，保护他在枪口下安全离开会场。1949年初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，他又出现在学生欢迎队伍中，在热泪盈眶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。

    C、百岁老人，诗书大家。

    许德珩是中国政坛知名的寿星和诗人、书法家，1890年生，1990年逝世，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（图4），堪称典范。

    许德珩与劳君展（图5），相识于法国。那是1921年初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欧洲考察学习，将同行的女学生劳君展（启荣）等介绍给先期赴法勤工俭学的许德珩，希望这位当年北大弟子为她们补习法文。一年后，劳君展到里昂大学攻读，经常给许德珩写信，但双方的感情发展并不快，原因是许德珩早在1912年就已成婚，虽是父母之命，且妻子在1916年已因病去世，但许却从此无意婚事，立志于求学与学生运动，许是江西九江人，古属楚地，因此，在与劳的通信中，自号“楚僧”。一次，劳把“僧”字圈掉，改为“楚生”，许德珩见信为之心动，双方加快了发展。1924年暑假，劳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，进入巴黎大学，跟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，与许德珩有了更多的机会在一起。经过五年多的了解，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撮合与支持下，许、劳二位于1925年４月16日在巴黎中国饭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徐悲鸿、刘半农等３４人到会祝贺，蔡元培题赠贺词：“爱心同结，互助互利。学术事业，勤奋不已”。婚后，夫妻俩居住在巴黎第五区，这里有巴黎大学、卢森堡公园、国葬院、巴黎圣母院等。每逢假日，他们相携而游，塞纳河畔，凯旋门前，几乎都留下了他们偎依的身影。

    许德珩最自豪的是选了个好女婿。1953年留美博士邓稼先与许德珩爱女许鹿希结为伉俪。在我国进行的32次核实验中，邓稼先曾15次到现场指挥试验队的工作。凡是他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。这位功盖日月的“两弹元勋”，是七五期间的第一位全国劳模。从1960年起，连续三年，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巨大的困难之中。那时，全国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。许德珩看到很多人由于饥饿导致营养不良和水肿，甚至死亡，十分担心。在那个困难的境况下，许德珩千方百计地节省下几斤粮票，送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邓稼先。在当时，用几斤粮票可以买到十几包饼干，对于邓稼先来说，慈爱是他生命中最温馨的力量。

    许德珩爱写诗，重大历史事件均以诗纪之。1959年6月3日，许德珩在大连马兰河看海带培种，提笔写下了一首富有哲理的科学诗：“一滴水的面积，万千胞囊微粒。此中另一宇宙，运动长养生息。空气阳光水肥，半年成长丈尺。生的力量伟大，万类皆循此理。”

    许德珩的长寿心得是：书画延年。他生活简朴，不抽烟，不饮酒，不吃补品，也不打牌下棋，甚至对听戏看电影也没兴趣，独爱书法。许老有八件宝：纸墨笔砚、《书谱》、《十八家诗抄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和听新闻用的收音机。即使是在住院治疗和到外地视察工作期间，也不忘把这八样东西带在身边。

    1989年10月17日,身着红色寿袍，回眸一笑，许德珩露出童真而慈祥的微笑,仿佛最后一次仰望他精神的圣殿……

    ——许德珩百年人生的最后一幅书法作品是：

    “五四万岁”！ 

    （选自《同舟共济60年——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征文优秀作品集》，九江市政协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征文编纂委员会编辑）